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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年1月28日，海牙国际法院的中国籍法官史久镛向国际法院院长提交了辞呈，该辞呈已经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生效。史久镛先生曾于2003年至2006年担任国际法院院长，他是首位获此任职的中国人。

　　2002年，史久镛先生当选国际法院副院长时，中国青年报记者曾采访过他。时隔8年，史先生已从荷兰海牙回到北京。8月5日，本报记者再次采访了84岁高龄的史久镛先生。

　　为何任期未满就辞职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史老，如果按照任期，您应该是任职到什么时候？

　　史久镛：我从2003年2月6日开始我的第二个国际法院法官任期，应该是2012年2月5日任期届满。院长一职，是从2003年2月到2006年2月。

　　我是今年1月底向院长递交辞呈的，辞职需要提前几个月。国际法院院长代我把辞职信转交给联合国秘书长，之后就涉及一个补选的问题，所以要提前几个月。另一方面，提前几个月辞职，是因为内部还有些收尾的工作，总得要花一些时间。

　　法院方面还要给我开告别招待会。告别会上，院长致欢送词，并交给我一个由所有在职法官集合起来赠送的礼品。这个礼品很有意义，是一个纪念银盘，上面刻了铭文和各位在职法官的签名。签名是按照法官的座位次序排的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您这次任期未满就提出辞职，能讲讲其中的原因吗？

　　史久镛：我已经干了16年法官，再过两个月就84岁了，年纪太大了。你知道，当法官很累的。我们当法官的，一切都得自己做。看材料，一个案件，辩词堆在地上有1米高。像波黑的案子，材料非常多，我们都得自己看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是不是院长比普通法官更忙一些？

　　史久镛：是啊。我当院长的那3年，真的是很忙。除一般法官需要干的事情之外，还需要主持案件的审理，包括会见双方的代理人，商量怎么开庭，等等。还要内部开会，行政会、司法会等，讨论案件，还有一些行政事务。虽然具体事务由书记官管，但院长要监督书记处的工作。

　　另外，外事活动就更多了，比如受邀访问。日本政府邀请我访问日本，我给学术界发表演说，都要进行准备。我还到加拿大去访问，以及其他一些国家，都得准备，所以说很忙。

　　国际法院的这些法官，都是各国的法律精英，都是自以为是的，“老子天下第一”。这样的话，如何形成一个判决，如何形成一个多数的意见，当院长的就得仔细听。怎么引导大家，最起码要形成一个多数意见啊。

　　另外，判决书也是法官自己起草的，起草小组一般由3个法官组成，其中，院长是当然的成员，并领导这个起草小组。形成初稿后，小组内部讨论，讨论了以后修改，修改后印出来给大家看，并提修改意见，经起草小组修改后再发给全体法官阅读，作为判决书的一读稿。然后，院长主持全体法官对一读稿进行讨论。起草小组根据一读所提意见，再次进行修改，形成二读稿。每读讨论，一般需4至5天时间，有时甚至需要两个星期。

　　修改都是法官自己完成的，院长则更加需要思想集中，因此非常累。考虑到我确实年纪大了，不像年轻人那样精力充沛，这么下去的话，自己脑子也受不了，所以还是早些辞职为好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前些时候，国内有部电影叫《东京审判》，讲的是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，中国籍法官梅汝趝先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经历。梅汝趝先生的儿子梅小趝先生，是我的同事，他现在是中国青年报社的高级编辑。他知道我要来采访您，特意托我向您问好。

　　史久镛：那太好了，谢谢他！我看了这部电影，梅汝趝先生是国际法学界的老专家了。解放后，他当了外交部的法律顾问。我三十几岁的时候，在外交学院教课，和梅先生比较熟悉。

　　应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法官席位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国际法院的15名法官，名额是按照地区分配的吗？

　　史久镛：根据《国际法院规约》，15个法官名额没有按地区分配的规定。但是有一条规定，联合国大会、安理会在选举国际法院法官的时候，要注意到，世界上主要的法律体系和主要的文明体系，都要有所代表。而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，形成了一种惯例，或者说各国代表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、“君子协定”：选举这15名法官，是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地区分配的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加上10个非常任理事国？

　　史久镛：是的。15个法官，联合国安理会正好也有15个理事国，所以，大家的默契就是按照安理会的地区分配。这样的话，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，包括西欧、北美，共有5个法官名额。这在联合国有个说法，叫做“西欧及其他”，包括西欧、北美，太平洋的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。

　　亚洲在安理会有3个理事国，因此就有3个法官名额。非洲也是，也有3名法官。东欧有两名，拉美也有两名。加起来一共15名法官。

　　联合国安理会里面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由二战中反法西斯的五大国任常任理事国。东欧有两个席位，一个是常任理事国俄罗斯，过去叫苏联；在“西欧及其他”这个区，其中3个是常任理事国，美国、英国和法国；亚洲有3个理事国，其中，中国是常任理事国。大家一般都认为，这些常任理事国应该拥有法官的席位。所以，常任理事国的法官候选人，通常都能选上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这不是国际法的规定，而是一种“君子协定”？

　　史久镛：是。这是一种惯例、一种做法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可以说是一种“君子协定”。但是，在竞选法官的时候，来自常任理事国的候选人，当他的国家给他拉票的时候，当他希望各国政府支持他的时候，却不能说“我们是常任理事国，应该被选上”，这个话是不能说的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说出来就不是“君子”了。

　　史久镛：这话一说，会伤人感情的，大小国家都要来评论的，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呀。人家会说你是有特权的国家。即便人家心里有数，也不能说出来。选举法官是无记名投票，感到反感的国家可以不投你的票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在国际法院，来自欧美国家的法官是占多数席位的。

　　史久镛：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。因为过去非洲、亚洲的很多国家还没有独立，所以，当然是西方占多数和优势。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分配，是联合国成立时定下来的，一直没有变，所以现在说联合国安理会要改革。当然，对于这个改革，现在各个地区、各个国家自己就争执不下，非常任理事国增加谁，常任理事国增加谁，争议都很大。

　　我认为，国际法院按照这个原则分配是不合理的，西方国家的法官应当减少，发展中国家的名额应该加强。比如说拉美地区，他们只有两个法官名额，意见很大。

　　法官国籍是否影响判决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您觉得法官的国籍有没有影响到国际法院的判决？

　　史久镛：这个问题比较敏感。对于一个案件，大家可以发表各自的意见，各自对法律问题的看法。但每个法官的背景不一样，这些背景是不是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有影响，就很难说了。

　　比如格鲁吉亚诉俄罗斯违反公约的案件。这个案子的第一步，是国际法院有没有管辖权。格鲁吉亚提出诉讼，认为有管辖权，而且要求国际法院作出临时保全措施。格鲁吉亚援引的法律依据是联合国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，这个公约规定，缔约国如果发生分歧，可以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。格俄双方都是公约的缔约国，而且双方对这一条都没有提出保留，所以国际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。但俄罗斯说，公约是反对种族歧视的，这个同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武装冲突毫不相干。

　　法院讨论这个案子，多数派认为，本案与种族歧视还是有关系的，认为国际法院有管辖权。少数派认为，与种族歧视毫不相干，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。